31 Jul 19 | China, Journalism Toolbox (Chinese), Magazine, Volume 18.08 September 1989
[vc_row][vc_column][vc_custom_heading text=”诗人多多经历死亡后接受访问”][/vc_column][/vc_row][vc_row][vc_column][vc_single_image image=”106533″ img_size=”full” add_caption=”yes”][vc_column_text]
天安门大屠杀当日，中国著名当代青年诗人多多就在天安门广场。翌日他飞往英国并接受《查禁目录》杂志的采访。
多多原名粟世征，1951年出生于北京。多多自1972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 最黑暗的时期开始诗歌创作。多多一直独来独往，甚至算得上是个独行侠。年轻时多多曾接受过专业戏曲训练，他也以高度个人主义风格进行绘画创作。1989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大屠杀后离开中国，流亡前多多一直在一家全国性报纸担任记者。
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多多采用现代主义方式创作，他的诗歌作品从未获得官方文学机构的青睐。在更加强硬的新官方路线下，出版这样的诗歌更是难上加难，基本不可能。然而多多的诗作得到了来之不易的赞誉—其他诗人同行的褒奖。今年早些时候，多多的诗集《里程》获得《今天》诗歌奖。
《今天》杂志由诗人芒克和北岛编辑，是1978至1979年间民主运动期间最重要的地下政治文学杂志。与北岛不同，诗人多多在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并未公开发声，他并不能算得上是位政治诗人。然而在中国这样令人生畏、令窒息和压抑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着恐惧与压迫。事实上,这种恐惧和压迫弥存在于任何一个只知道如何嘲笑、恐吓和追捕其公民的社会里—多多的诗歌对此都有描写。
在经历了天安门广场屠杀，诗人多多于六月五日抵达英国。这是一场事先安排好的作品朗诵之旅。几天后，我和他回顾了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并讨论了中国未来的前景我和他回顾了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并讨论了中国未来的前景。我首先向他探讨了作家和记者在天安门大屠杀前的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多多人认为, 在上一次民主运动, 即1978-79年的北京之春, 作家和艺术家是通过文学和艺术创作以实现知识启蒙。在这次民主运动中记者、作家和艺术家的重点不是艺术创作,而是支持和参与民主运动。他们直接参加了街头示威。正是以这样的身份, 多多本人在1989年4月到6月间经常出现在天安门。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已经奠定了知识基础,这次运动不需要写诗, 需要的是上街示威……这次就像一场革命。革命时期,没有艺术，只有宣传。然而, 需要宣传就意味着街头示威高喊口号，但并需要把自己的艺术变成革命宣传工具 。”
然而, 早在这场 “革命” 发生之前, 作家们——无论他们的创作题材是诗歌、小说还是报道——都表达出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学者们也为这一运动的知识辩论做出相当大的贡献。正因如此北京市长最近将当局所谓的 “反革命动乱”归咎于学者群体。
我问多多在6月4日的杀戮之后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多多认为，在军队向公民开枪的那一刻，共产党就丧失了所有代表和统治中国人民的民意基础。
“他们完全开历史倒车，逆革命潮流……自从中共建政以来没有任何建树。他们变得反革命……他们是反革命政府…… ”
如果政府没有向人民开枪，并且与示威者进行谈判，而不是将参与者称为“反革命分子”，那么中国就不会处于目前如此糟糕的处境，即“中国共产主义制度最反动的表现”。多多看来，真正的反叛发生在军队开枪之后。
那么多多的希望和恐惧到底是什么？多多说：“我什么都不害怕。”但他对中国国内的民众的命运感到担忧，并希望在世纪之交，中国能够在没有流血和太多困难的情况下走上经济发达和民主进步的道路。
在这次民主运动前，多多同政治几乎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他创作体现个人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的行为冒犯了国家和共产党中的强硬派。
“我不是政治诗人。在我的诗歌中，我描述了大自然、狗、人类的朋友、人、感情，思想和许多不同的东西。”他认为艺术应该是有建设性和积极的，而不仅仅是批判性的。作为一名公民、一名记者、民主运动的一分子多多目睹并参与了今年的政治抗议活动。
他认为当今中国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它植根于中国的过去。个人的概念从未被中国社会所尊重：“中国人民被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如果我们不脱离群众的观念，成为个体，自由的个体，那么中国就没有前途，更没有希望。对此我深信不疑。”
但他认为中国人有意志来打破这种枷锁吗？多多觉得在北京被军队包围后，人民没有选择逃跑的那一刻就经历了转变，他们非但没有逃跑而且选择坚持不懈地对抗军队。
至于知识分子在为变革做准备方面的作用，多多认为必须先解决个人自由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将自己的创造力和知识利益纳入了群众利益之中。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以民族救赎为中心，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才能和精力投入其中。结果，他们牺牲了个人自由。 多多认为：“这将不复存在。尊重个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从长远来看，只有民主才能造福人民。”
利大英文学学者和中国事务作家。多多诗集《从死亡中寻找》，由利大英和约翰·凯利翻译，利大英作序，于1989年8月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
被捕人士名单
估计有4,000人被捕。截至7月19日，大赦国际在其紧急行动公报中收集了大约185人名单。这些人包括：
钱李仁，《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社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谭文瑞，《人民日报》编辑
穆青，新华社社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鲍彤，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
高山，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一谘，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
王军涛，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周报》副主编
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
王若望，作家
张伟国，《世界经济导报》记者
许小伟（音），《世界经济导报》记者（软禁）
于浩成，首钢中国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王培公，剧作家
李洪林，改革理论专家
王前津（音），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
李湘鲁，经济学家
刘伟国，诗人记者
白东平，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杨鸿（音），《中国青年报》记者
吴海正（音），云南教育学院讲师
张君（音），云南学自联记者
曹思源，赵紫阳智囊北京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刘晓波，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任畹町,中国人权同盟创始人
李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六月四日凌晨播出谴责屠杀新闻稿的英文播音员
陈明远，北京语言学院教授
王丹、熊伟、马少方、杨涛，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
刘焕文，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
许炳立（音），工人为天安门广场学生提供信息
郭海峰，学自联领导
杨福剑（音），北京工人自治工会领导
翁正明（音），上海青年民主党领导
王维林，阻挡坦克前进的北京工人
熊焱，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
以下人士现已遭通缉：
方励之，天体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与其妻子李淑贤女士，在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严家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长，现在法国寻求庇护。
吾尔开西，学运四领袖之一，现在法国寻求庇护。
柴玲，学运四领袖之一，与其夫封从德在澳大利亚或在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寻求庇护。
于浩成，法律专家，前大众出版社社长
吴天明，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现暂居纽约
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
万润南，中国最大私营企业四通公司总裁，据报道已离开中国
杨维（音），分子生物学家、中国民主联盟领导（前大赦国际良心犯）
周永平(音)，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王志林（音）、杜秋生（音）、李静（音）、翁成忠（音）：四川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伟国，《世界经济导报》编辑
陈明远，诗人、数学家、北京语言学院教授
高渝，中新社女记者
吴海珍(音)，云南教育学院外语系讲师[/vc_column_text][vc_basic_grid post_type=”post” max_items=”4″ element_width=”6″ grid_id=”vc_gid:1562080722145-dfd18b01-1482-9″ taxonomies=”29029″][/vc_column][/vc_row][vc_row][vc_column width=”1/3″][vc_custom_heading text=”Subscribe”][vc_column_text]In print, online. In your mailbox, on your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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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Oct 18 | China, News and features, Volume 38.02 Summer 2009
[vc_row][vc_column][vc_custom_heading text=”作家薛欣然对话天安门学运领袖、学者、人权活动家王丹博士，讨论1989年天安门学运及其影响。”][/vc_column][/vc_row][vc_row][vc_column][vc_column_text]
天安门广场, 2009 年. Credit: Alexander Savin/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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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欣然：首先我十分高兴有机会和你探讨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我们先说说事件发源地北京大学。1987年你从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毕业并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就读。但是1988年你转入历史系学习，为什么要转专业呢？
王丹：原因十分简单——政治专业需要学高等数学，我的数学不行我也十分讨厌数学。这是其中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是家庭因素。我的外祖父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最早的毕业生之一，他毕生都从事历史教学。我母亲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我当时也对历史感兴趣而且想避免学数学。也许您认为政治学是一门敏感的学科，但是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一年后，发现没有学到任何我感兴趣的东西——西方民主理论、人权等等。即使在北京大学也没人教授这些科目，所以我兴趣不大。
薛欣然：1988到1989那一年正是民主运动开始的时候，在历史系学习对你有重大影响吗？
王丹：我不认为和我所在的院系有关系。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北京大学所有的院系都有这种自由传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有很多辩论，北大当时处于辩论的最前沿。当时有一种自由讨论的氛围，特别是关于社会改革的辩论，这也是我兴趣所在。我在北大度过了大约两年，对我影响深远。校园的气氛很重要，而不是所在院系。
薛欣然：文革过后的八十年代中国的大学仍然缺乏优秀教师。许多被下放的教师还没有返回教职，取代他们的人员水平堪忧。请问有没有对你影响重大的人或帮你树立理想信念的事？
王丹：国际政治系的一些老师对我影响深远，我和他们中的四五个老师关系特别好，我组织校园活动时经常向他们寻求建议。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历史系就不同了，因为我母亲的关系，系里的老师都认我，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历史系更像我第二个家。然而国际政治的老师启发了我。他们一直陪我经历了六四。他们中不少人因为和我有联系或者因为自己参与六四运动而受到迫害。
薛欣然：到底是西方传统文化即古希腊罗马文明还是英美民主制度亦或是苏联解体或东方文明对你产生影响呢？
王丹：这些都不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
薛欣然：你本人的专业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难道没有国际方面的影响吗？
王丹：其实灵感并非来自课堂或阅读。大学前两年主要是打基础，学习语言，共产主义史及其他一些课程。这些都不是灵感的来源，灵感主要来自于与老师和同学的日常交往。
薛欣然：他们都比你年长一些吧。
王丹：对，他们都大我十岁左右。
薛欣然：那他们都在三四十岁左右？
王丹：他们这一代人本应在文化大革命前完成中学学业，但是直到文革结束后他们才有机会上大学。他们对我影响很大，他们忧国忧民的文人传统对我影响深刻。整个六四运动是中国文化传统发展的一部分和西方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薛欣然：你当时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
王丹: 对。
薛欣然：高自联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王丹：应该是1989年四月，胡耀邦书记(当时的主要政治家和改革者)逝世之后。当时所有的大学都有自己的自治组织。高自联有来自各主要大学的代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人民大学等。我是代表北京大学的常委。
薛欣然：你从什么时候意识到北京高自联以及学生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他们是如何联合起来的？什么力量能让学生教授甚至记者和公众走上街头？
王丹：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直都有学生运动的传统，北京大学更是如此。胡耀邦的逝世自然引起了学生们的关注。胡本人是共产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他的下台也与学生示威有关，所以胡的逝世让学生们感到特别的悲伤。在八十年代学生们每年都会抓住机会呼吁政治改革——1989年也不例外。
薛欣然：这一年为何如此不同？
王丹：我认为当时整个社会都希望民主改革。八十年代社会上这种思潮在不断积累和发酵。期间也受到不少挫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 到了1989年已经准备好要爆炸了。胡的逝世只是一个发泄口。另外一个原因是到了1989年人民越来越意识到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腐败是引发人们担忧的主要原因。那时人们还有些天真，如今中国人对腐败已是司空见惯。然而在八十年代腐败不仅让老百姓不满，还会引起公众愤怒。腐败问题同政治改革的愿望相结合使得民主运动在1989年获得广泛支持。每个人都认为社会需要更多的民主以及减少腐败。
薛欣然：军队开枪的时候你在哪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丹：六月三号晚上我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他看到有人死在他身边，周围有人脑浆四射。我的一个同学，也是我老师的儿子不幸遇害。大屠杀之夜我在北大，没有在天安门广场。
薛欣然：你当时什么反应？
王丹：当时我完全麻木无法思考，感到十分震惊。
薛欣然：是失望还是绝望呢？
王丹：我没有感觉，也没有任何想法。这样麻木了三天，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薛欣然：你当时考虑过你自己的命运如何？
王丹：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命运。我甚至都没有感到悲伤，没有任何感情，只是麻木。可能难以置信，但就是这样。
薛欣然：我能理解。
王丹：受到如此巨大的打击之后就是这种状态。接下来的两天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薛欣然：然后呢?
王丹：然后我就开始了逃亡。我在路上跑了一个月。我也没时间思考任何问题，每天都在赶路。
薛欣然：你认为是学生们存在战略错误，或是他们不成熟，还是对政府误解或低估呢？
王丹：接下来的十年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一问题，但当时我没有时间去想。当时我只有20岁——思想还不够成熟，未能总结症结所在。
薛欣然：六四屠杀后你没有像其他学生一样流亡海外，你留在了中国。
王丹：对。
薛欣然：1991年你就被监禁了。
王丹：我于1989年7月2日被捕，然后就被囚禁。正式宣判是在1991年，被捕后我一直被拘留。
薛欣然：被捕后你感受如何？你是否认为这是你追求的理想的一部分呢？
王丹：没有什么伟大的想法，只是一种解脱。从6月3日向学生开枪后到7月2日被捕，我一直在逃亡，我实在精疲力尽。我一直在中国南方，当时感到受够了。我觉得宁可被抓也不想再逃亡下去了，于是我回到了北京——也是最可能抓到的地方。
薛欣然：你肯定知道生命受到威胁吧。
王丹：我其实我并不认为会有多糟糕，即使被抓他们也不会处决我。我只是觉得呆在监狱比逃亡好。
薛欣然：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不会处决你呢？
王丹：只是凭直觉。我和不少知识份子都所接触，我也十分了解中国政府的运作方式。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如此大规模的示威抗议以及向示威群众开枪，让全世界震惊。我确实不敢相信一个曾经在八十年代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政府一夜间变成了法西斯政权。但他们的确成为了法西斯刽子手，我之前还不相信他们会将学生围起并向我们开枪。
他们连纳粹都不如，纳粹也不会向人群扫射。我原本以为共产党不会下此狠手。我是学历史出身的，知道共产党不但不会杀像沈醉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而且还会封他当政协委员，他们只会向普通士兵动手。我在被通缉的学生领袖里排名第一，我相信他们不会杀我。
薛欣然：所以你的名气……
王丹：我的名气保护了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薛欣然：你最后被判刑四年。
王丹：对。
薛欣然：他们把你关在哪里？
王丹：秦城监狱。
薛欣然：秦城是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
王丹：我在秦城先关了两年然后转到北京第二监狱，总共关了快四年。
薛欣然：狱中生活如何？
王丹：正如你所想象的，情况很糟糕。大通铺、伙食很差……
薛欣然：多少人睡一张床？
王丹：我是被单独囚禁。
薛欣然：因为你是要犯。
王丹：算是吧。他们也这么看。
薛欣然：你在狱中怎么打发时间？
王丹：读书，尽可能多的锻炼身体。
薛欣然：监狱提供书给你读吗？
王丹：我可以给家里寄书单，家人可以寄给我。
薛欣然：你有机会见父母吗？
王丹：宣判前见过一两次。
薛欣然：司法程序怎么样？
王丹：中国没有法律更不要说司法程序了。都是假的。
薛欣然：他们还是走了过场。
王丹：对，一切都按程序走，假戏真做，我甚至还能提出上诉。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薛欣然：你怎么看这几年的狱中生活？
王丹：其实我感觉自己很幸运——至少我这么年轻却能经历了这一切，这些经历给我带来了好运。我充分利用狱中时间读了很多书——我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读书。我无法想象自己如此幸运，有这么多的时间读书，无需做其他事情。
薛欣然：这四年时间改变了你对理想的看法吗？
王丹：不但没有改变，我的理想更加深刻。 最初我对追求自由的想法还很模糊，但这四年树立了我的自由理念。
薛欣然：你认为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吗？
王丹：当然，我很清楚。只有坐过牢的人才能体会到自由是多么的宝贵。很多人都浪费了自由不知道它的价值。
薛欣然：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你释放后不久再次被捕。他们当初为什么要释放你呢？
王丹：当时我刑期快结束，他们提前三个月将我释放。国际社会为了我恢复自由一直都施压。我想他们也就是做个样子——我距离正式释放只差几个月。
薛欣然：你的家人做出了不少努力吧？
王丹：我的家人当然也做出不少努力，但真正奏效的是国际压力。当局作出姿态提前几个月释放我——虽然这是一个虚伪的姿态。
薛欣然：你为什么会再次被捕入狱？
王丹：从1993年2月释放到1995年5月再次被捕的两年零两个月，我一直呆在北京。我依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再次联合其他民运人士参与活动，同时我也在国内各地旅游。政府认为我依然为民主发声，他们不喜欢这样。
薛欣然：政府应该很快就知道你依然从事民主运动——为什么他们仍然给你两年自由时光呢？
王丹：也许他们只是失去了耐心。我释放后，他们不敢马上再抓我。过了两年他们可能觉得我取得了不少成就，而且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到1995年我们发出公开信后，政府就出手禁止我们的活动。也许他们担心民主运动会再次爆发。
薛欣然：两次被捕之间你感觉政治气氛有何不同？
王丹：第一次被捕时情况更糟糕——天安门屠杀刚刚发生，大家都命悬一线，很多人都被抓。1995年时只抓了几个人，没有1989年那么严重。
薛欣然：你刚才提到你联系到1989年民主运动参与者并且开始起草公开信？具体有多少人，他们来自何地？
王丹：我们最后一封公开信有一百多签名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薛欣然：他们都是学生吗？
王丹：他们都是当年学运的参与者，只是他们不再是学生了。六四之后他们都被开除了。
薛欣然：你们想释放什么信号？你们是在寻找补救措施，还是想继续民主运动？亦或是其他呢？
王丹：我们是希望延续1989年民主运动的理想，呼吁进行政治改革。我们认为当时没有任何政治改革的信号，这就是症结所在。我们之前没有提出人权问题，但是我们认为保护人权应该是政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这一次我们增加了人权内容。我们的公开信呼吁进行政治改革和保护人权。
薛欣然：民主运动后来为什么失去活力了呢？
王丹：原因很复杂。这漫长的二十年是一个因素，民主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失去活力。别人的情况我不了解，对我们来说 就是这样。有人结婚了，在美国有了新的生活和工作，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民主运动。其次，民主运动内部也存在一些问题。大家对民运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甚至财务问题都有所争论。这让许多人感到失望，我为此也感到十分悲伤。再次，现在经济是王道。许多人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这也是后极权社会的特征。再也不会像1989年那样对政治感兴趣。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原因，也有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原因，有些只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薛欣然：你现在在海外生活了多年，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回过中国？
王丹：政府不让我回国。
薛欣然：你想回国吗？
王丹：当然想回啊，我每天都想回国。
薛欣然：为什么呢？
王丹：我是被迫离开中国的；我从来都没打算要在海外生活。我父母还在中国，这也是我想回国的主要原因。
薛欣然：如果有机会回去，你还会坚持你的理想信念吗？
王丹：当然了，可能方式会不同——我毕竟已经四十岁了。
薛欣然：这二十年里你有哪些变化？
王丹：当时我们只有二十多岁，我们给自己太大的责任，设定了一个巨大的目标，而且要求自己必须将其实现。然而现在我会认为只要努力做到最好， 成功与否并不重要。当年的失败让人感到失望甚至不安。现在我不能回家，你可以认为我仍然受到迫害，但这并没有影响我。这是我思考问题方式的巨大变化。
薛欣然：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你还会这样做吗？
王丹： 嗯，学生运动、组织学生游行等等之类的事情我还是会做的，但是会有一些变化。毕竟已经过了二十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的要求也会有所不同，我们使用的技术手段也不一样。
薛欣然：如果你有机会能改变三件事，你会怎么做？
王丹：首先，只要绝食和静坐能坚持到五月底，我们就应该收场，但当初我们没有。其次，我们过分地关注学生运动的纯洁性，我们对知识分子的建议十分警惕，害怕被人利用。同样我们对共产党内人士也保持谨慎的态度。我再也不会那样做， 我会尽力寻求支持与建议。
薛欣然：如果你有机会同当下的中国年轻人对话，或说服他们做点什么，你会说些什么？
王丹： 我会告诉他们反对共产党并不等于不爱国。我们都希望中国变得强大，但仅凭经济和军事实力无法赢得别人对我们的尊重。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需要民主与文明。我们都同意， 我们希望中国变得更加强大，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国家如何赢得真正的尊重。
薛欣然：这二十年里，你试图理解你的敌人吗？
王丹：当然啦。我母亲是研究中国党史的，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如果没有深入了解中共，我就不可能拿到学位。我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
薛欣然：那么你如何解释中国政府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和行为呢？
王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建立在暴力与谎言的政党，并使用暴力同谎言手段取得政权。很自然他们通过使用对大众的恐怖手段来把持权力。大屠杀最终目的是制造恐惧，这确实奏效了。即使今天大多数人都不愿站出来反对极权主义。
薛欣然：使用恐怖手段是共产党的独有手法吗？
王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的手法，和苏联或纳粹德国还不一样。中国作为一个集权统治国家，还是非常独特的。
薛欣然：中国历史上也这样吗?
王丹：我再次强调一下，不一样。国家暴力在过去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延伸到社会各个层面，触及到灵魂。历史上没有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苏联纳粹德国都没有，文革只发生在中国。其中有许多复杂的因素，我的博士论文里有具体讨论。但我敢肯定的是它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是共产党能把持住权力的原因之一。
薛欣然：你认为中国需要共产党吗？
王丹：如果我们是民主制度，那么各种政党都有一席之地。那当然也包括中国共产党。所有政党的政治宣传事实上都是一种洗脑，其目的是消除你在西方能看到的强烈个人主义或反对文化。其次，政党利用这些宣传活动使人民反对彼此，使每个人都成为犯罪成员。第三，虽然压制通常会引起抵抗，但如果镇压残酷的话，就不会有反抗，民众的承受能力有限。第四，二十年的经济改革让人们分享收益从而也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其基本策略是镇压冲突，然后再开放某些领域，这一手法相当成功。这也是共产党能继续下去的四个理由。
薛欣然：你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有一定的理由吗？
王丹：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是建立在集体主义为基础，这意味着我们对政府过于信任——这使得共产党能够长期存在。
薛欣然：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认为这是一个纯粹的中国现象还是一个远东现象？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社会比我们更民主吗？
王丹：所有的儒家社会都十分相似，例如新加坡和其他一些国家。然而他们国家更小，因此能够迅速改变，这样就剩下中国。如果你想寻找深层次的文化因素的话，那就是儒家思想。但事实上有很多原因，文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例如国家暴力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
薛欣然：我认为研究这些问题不是因为对其不满或心怀仇恨。
王丹：我同意。
王丹：我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明天，以确保将来更少的人受到暴力或镇压。至关重要的是，人们应该考虑这种政权如何产生、发展、如何防止它变得更糟，控制未来的社会。这不是向后看，我相信你同意这种看法。
王丹：历史研究都是在展望未来。
薛欣然：如果中国采用美式或英式的选举制度呢？
王丹：我认为这甚至都不是一个问题。没有人要求中国在一夜之间进行民主选举。
薛欣然：但如果我们假设呢？
王丹：这不可能。西方民主不会突然出现。
薛欣然：可能不会一夜间出现，但是你认为有可能吗？
王丹：不可能。中国不会采取西方民主制度；它应该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薛欣然：理想情况下这会是什么呢？
王丹：台湾方式更可行。这种政治变革不是通过流血冲突，而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意愿结合自下而上的压力。这是我希望在中国看到的，人民与政府达成协议，然后进行权力转移。
薛欣然：我读到报道说你发现当今的中国年轻人过于自私和物质主义，而你年轻的时候，社会上有一种爱国主义和责任感，是否如此？
王丹：今天的年轻人，至少我接触的中国年轻人都只关心自己而不是国家。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至少不仅是我有这种想法，大家都这么认为。至少我发现年轻人们讨论的话题很不同。
薛欣然：你会鼓励年轻人吗？帮助他们巩固他们的信仰，或是让他们多多思考，还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
王丹：我当然会鼓励他们。我四十岁了，老了，但年轻人有他们的热情。
薛欣然：但在西方发达国家，你这是黄金岁月，不能说自己太老了。
王丹：我觉我太老了。我想二十岁时应该是热血青年。我现在四十岁了，思考问题更理智。但我认为现在二十岁的中国年轻人用四十岁的人思维方式，这的确是中国的国家悲剧。我会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要冲动，犯一些错误，不要太理性——这都没有关系。这是你的青春，享受青春。
王丹于1998年获释，释放后流亡美国。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台湾国立清华大学
薛欣然曾在中国担任记者和电台节目主持人，现居住于伦敦。她的作品包括《中国好女人们》、《中国目击者》及《给我买片天》
本文最初发表于《审查指数》杂志2009 38:2期
This is a translated version of an article that originally appeared in Index on Censorship magazine in 2009, issue 3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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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ug 18 | China, Journalism Toolbox (Chinese), Magazine, News and features, Volume 47.01 Spring 2018
[vc_row][vc_column][vc_custom_heading text=”中国政府最近新通过一项法律，该项法律将惩罚官方认为错误的历史叙述。林慕莲 为《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返天安门》一书作者，她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她将无法完成此书的写作。”][/vc_column][/vc_row][vc_row][vc_column][vc_column_text]
天安门广场, 2013 年. Credit: xiquinhosilva/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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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失忆人民共和国—重返天安门》时，我在快餐厅度过了很长一段时光。我其实并不喜欢快餐食品，但是我所采访的异见人士都十分喜欢快餐厅，他们认为嘈杂的环境会使警方难以监控。当我和鲍彤在麦当劳餐厅交谈时，他能轻而易举地认出跟踪他的便衣警察。鲍彤先生因六四事件而遭受七年牢狱之灾，他也是六四后被判处徒刑的最高阶政府官员。天安门母亲运动是一群六四难属组成的民间组织。当我造访该组织创办人张先玲女士时，她第一句话便是：“他们知道你要来。”警察已经与张先玲通过电话并询问了我此行的目的。警察可能是通过窃听张女士或我的电话得知消息。对我们监控是明确设计好的，其目的就是恐吓和骚扰所有相关人员。
我当时是美国全国公众广播电台驻北京记者，因工作之便我有机会采访到这些受访者。然而我还是十分谨慎，甚至我的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整个写作过程我十分紧张，我用一台不能上网的电脑写作，写完后便将电脑锁在卧室的保险箱里。
这样的书在当今中国的大环境下我无法完成的。2013年我在北京的四所大学里对一百名大学生做了一项粗略的调查，我问他们是否能认出坦克人的照片。这是一张著名的六四事件照片，一名身着白色衬衫的年轻男子在北京长安街上阻挡向其驶来的坦克车队。在受访的一百名大学生中， 只有十五人知道这张照片的拍摄地点。一年后一个法国采访团队试图在北京进行类似的街访，然而街访开始不到十分钟警察便到达现场。事后该采访团队被警方审问长达六个小时。如今在中国很难找到愿与外国媒体交流任何话题的人，更不用说这种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事件了。
在绰号为 “万能主席”（the Chairman of Everything, CEO）的习近平领导下，对历史事件的阐释也被其控制。他编织出“中国梦是一个关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梦想”的口号，这一口号在时间上有无所不包的本质。 他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取决于对历史的正确理解，而这种对历史的理解越来越需要通过强制的手段实施。为此，中国去年通过立法将“历史虚无主义”引入民法总则，以确保任何针对官方历史叙述的独立质疑都将受到惩处以及经济制裁。如今，“诋毁侮辱英雄和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和荣誉”是一项民事罪行。
在官方不断压制历史研究的背景下，21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正向秦始皇的道路继续前进。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销毁官方版本以外的所有的历史记录。在这场对知识的彻底破坏运动中，甚至连秦始皇自己的族谱都被摧毁。正如司马迁在一百多年后评价秦始皇其目的是让百姓无知并确保没有人用历史来批评他。为了强化其统治，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埋葬了一群向他提出批评的儒家学者。
今天的坑儒的手段就是长期监禁。去年维权人士陈云飞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他唯一的罪行是祭扫六四遇难者。将坦克人印上酒标的四名民主活动人士也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面临终身监禁。这样的审判表明六四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敏感。
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亡灵目光的俯视下—六四十四周年祭》中写道“记忆，被精致的无耻言说所切割”：
压抑了太久，
但那秘密的预谋仍然禁闭在谎言的堂皇之中
多年来，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还未当选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都声言同情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与此同时北京当局在强化官方历史表述上取得巨大成功：事实上在1989年的镇压中四川成都同北京一样也有平民伤亡，然而成都的伤亡事件鲜有报道。我只是在为本书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这一史实（此间笔者查阅了大量海外资料，这个过程十分艰辛）。中国国内对六四事件的描述存在着大量明显错误，大学教科书同样如此。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档案很难查阅，如今情况变得越发困难。最近哈佛大学历史学这宋怡明教授（Michael Szonyi）教授发布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显示在四川省档案馆有关1949年后的档案架，除了一个”开放目录“ 的牌子外，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开放。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谭安（Glenn Tiffert）最近的研究表明，北京当局正在系统性地审查中国学术期刊，其目的是篡改对历史敏感事件的表述。历史资料的严重匮乏同被列入中国签证黑名单的恐惧意味着西方学者常常会回避像六四事件这样的敏感话题。
六四受害者如张先玲女士和鲍彤先生年事已高，我们有随时失去历史亲历者的危险。对六四的记忆存在于深锁的大门里，警察的高压警卫下，流亡社区的争吵中，尘土飞扬的大学图书馆书架上，— 至少现在— 还有每年在香港举办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填补其中的空白，虽不完美，但为时不晚。四年以后也许就来不及了。
六四事件很重要。中国领导人能发动国家政权机器来扼杀最微小的纪念活动。同时对史实无知也很重要。这种强迫无知也有其代价，借用一位参加我在美国大学演讲的一位中国留学生的话来总结：“我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现在我意识到我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无所知。我上的是最好的学校，管理最严格的学校，然而我对任何事都是一无所知。”
本文最初发表于《审查指数》2018年春季刊 ，作为关于篡改历史的特别报道的一部分。点击这里查看更多信息
林慕莲是一位屡获殊荣的记者，曾任美国全国公众广播电台（NPR）及BBC驻华记者。著有《人民共和国失忆症–天安门再访》（2014年）
This is a translated version of an article that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2018 spring issue of Index on Censorship magazine as part of a special report on the abuse of history. Click here for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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