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Jul 19 | China, Journalism Toolbox (Chinese), Magazine, Volume 18.08 September 1989
[vc_row][vc_column][vc_custom_heading text=”中国私语”][/vc_column][/vc_row][vc_row][vc_column][vc_single_image image=”102369″ img_size=”full” add_caption=”yes”][vc_column_text]天安门大屠杀十周年纪念日已悄悄过去，但民众对民主和变革的期望依旧强烈
1989年六月三日夜四日凌晨发生在北京的大屠杀十周年纪念日，对西方媒体来说，是一个反高潮。除了两个人的零星抗议外，天安门广场周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广场以“维护”的名义被封锁）。这并不令人意外：早在纪念日到来之前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已遭受到严重骚扰。在1998年所谓的“北京之春”运动中，至少还能在首都北京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运动稍后即被镇压，特别是针对中国民主党各省的组织者，开始了一场噤声的严冬。很难想象不到一年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就与江泽民主席的著名电视辩论表示祝贺，克林顿在此次电视直播中提及民主及西藏议题(尽管当时观众不多，因为电视直播没有提前预告)。
然而，在悄无声息的天安门屠杀十周年纪念日前一个月，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其后爆发了一场愤怒的抗议。中国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对此次抗议行动进行了操控，其目的先点燃民众的愤怒然后再加以疏导。十年前大学生游行要求民主，十年后的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美国霸权”。1999年大学生的价值观同十年前的大学生大相径庭。
很多外界的评论家很轻易地得出结论：天安门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早已过时。少数人仍继续抗争，他们的牺牲被世人所认可。遭受牢狱之灾的同胞（1989年前后许大量民众遭判重刑，其中数百人仍在监狱服刑）被世人所承认。专家指出这个实施经济改革的同时扼杀政治改革的体制未来将面临的巨大危险。但总体结论是，不论好坏，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闻上会报道今天参与反美游行的学生在遍布大街小巷的麦当劳吃饭，或者渴望得到美国大学研究生奖学金，这样的报道无疑鼓励了一种道德疏远感。十年前学生运动中鼎鼎大名的学生领袖，有些人流亡海外从事计算机软件和金融行业。那些继续在政治上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彼此为敌。在一场著名的争斗发生在国会委员会会议室的地板上。1989天安门影响越来越小，甚至屠杀相关的记忆也越发模糊——除了那早已为人所熟识的阻止坦克前行的年轻人王维林。 作为中国时事话题的政治改革问题早已模糊不清，只能用非常一句非常笼统的话，总有一天，仍需政治改革。
另一条分析线索有助于我们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视为一个史诗般的事件，但仅属于历史。一种论点是1989年学生们所追求的目标早已实现：中国成为一个更为多元化的社会，首先现在大多数人都可以享受更多自由，至少是以非正式的形式，前提是你没有受到监禁。其结果是减少民主斗争：如果人们现在可以出国度假，至少在大城市可以购买性爱玩具， 购买自己的公寓，人们渴望购买私家车，可以抱怨官场腐败，那么生活显然不算太糟糕。
这不是中国民主运动第一次被政府巧妙降级。1979年至1989年民主墙活动人士（1989年民主运动的先驱）大胆的尝试也被许多外国人所压制，特别是那些将中国视为重要反苏盟友的外交官以及重视中国市场商业利益的商人们。中国的确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大多数中国人都这么认为（尽管在贫困的农村的农村地区可能会有相同数量的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大多数人对1989年的记忆变得暗淡和扭曲，另一半人当时还只是孩子，对此更是毫无记忆。
但是这样分析则错过了问题的主要方面：在政治领域的自由表达，变化最少——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倒退。这种分析模糊了，为恢复改革思想而在共产党体制内外进行的细微努力。并非每位知识分子都想出版畅销书，并非每个党员干部都想分食一块腐败利益的蛋糕。专注于将前民运人士转化成互联网大佬的新闻是充满娱乐性的，但这并不是重点。这并不是流亡民主人士第一次陷入派系内斗的陷阱，变得与内部政治无关。重点应该放在中国国内，无论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无名的国企下岗员工，被过度征税的农民，苦苦挣扎的退休人员，被欺骗的投资者或其他表达不满的社会群体。
今天在中国社会抗议活动中的这种民粹主义与1989年天安门精神并无太大差别。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大众意义上的群众运动，但它在许多层面上的确引起了民众的共鸣。我记得当大学生第一次占领天安门广场时，我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采访了两位外交官。他们激动地问我：“这难道不是爆炸性新闻吗?”天安门运动第一次将共产党内的改革者和党外民主活动人士组成动态联系；运动很快就得到了新兴工人组织的支持。
对于那时在北京街头示威游行的参与族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运动得到了北京普通市民的支持。正是这些普通市民在宣布戒严令后，组成人墙阻止军队进入市区，市民们羞辱了军队，迫使其在郊区停留长达两周之久。最终武装部队闯入市中心，其中伤亡最多也是普通市民。对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来说，民众的广泛参与可能比学生游行甚至工人的参与构成更大的威胁。运动蔓延到其他省市时，不仅吸引了当地的学生，而且吸引了其他当局认定的所谓“不稳定因素”——如发生在西安及成都的更为暴力的示威活动。这种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是五月初大游行中令人难忘的口号“人民万岁”。这个口号并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自上而下的概念。虽然这个口号很少使用，但意义重大。毛泽东在1966年——毛最民粹主义的阶段——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时也使用了这一口号。《人民日报》在1978年12月的一篇社论中特别使用了这一口号，其目的是为在1976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反对四人帮的示威运动平反，在此之前四五运动一直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该社论同时也默许了在北京发起的民主墙运动）否则，应该称之万岁的是共产党而不是人民
因此1989年的抗议活动要比通常被打上 “学生民主运动” 的标签更加多元化。它的多元化并不像普林斯顿和加州大学精英学生活动那么不符合时代要求。然而在政界的另一端，共产党内有一种被称之为“支持改革”的话语一直存在，尽管他们在表达方式上比在1989年前政治沙龙在北京活跃时期更加谨慎。1998年这种崭新的政治氛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被赋予了 “北京之春” 这一误导性的标签，然而不久就转向政治严冬。事实上，对话仍在继续。（尽管这种对话可能由于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引发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所压制）。
在公开发表的刊物中，这种辩论是非直接的。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了一系列新书，其中不少叙述了1957年对知识分子迫害的“反右”运动以及分析了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其他一些书颂扬了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在20世纪80年代初平反“右派分子”所作出的努力。作者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读者都明白胡耀邦是在党内强硬派压力下被迫下台，两年后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学生到天安门广场示威。两位备受争议的记者马立诚和凌志云的书讨论了更加敏感的当代社会问题。1998年他们的新书《交锋》惹恼了当局，该书讽刺了共产党内仍具影响来的教条主义者的辩论。一年后他们另外一本新书《呼喊》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五种声音”，即改良主义、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封建主义和民主。
有一些话题仍被回避，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的真相。然而1999年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弊病，从猖獗的腐败问题和农村受压迫的农民到教育和医疗发展投入不足及收入差距巨大的问题，都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中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往往是基于实地考察或抽样调查。都市类报纸的流行也促进了调查性新闻这种新的时尚。这些新兴报纸大多为以政治性第一的党报的分支。其中的领跑者是已在全国发行的《南方日报》。《北京青年报》是一份在首都北京出版的最具冒险性的报纸。《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也十分具有声誉。在地方省份出版的法制类报纸杂志通常会报道一些耸人听闻的性犯罪和暴力犯罪新闻，但偶尔也有严肃调查报道。可能是出于争取读者的因素，他们也会将一些从未在大众传媒曝光过的社会阴暗面新闻如官员们的腐败无能、裙带关系和贪污问题公之于众。这些调查记者有时会受到地方官员的骚扰，甚至是非法拘禁。
当前政治文化的另一端，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准备动员群众抗议同施压以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并不是统一的群众运动组织，他们的数字也被海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有所夸大。这些组织的存在足以引起北京当局的警惕。在1999年三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局要求各省找到处理当地异议分子的方法。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建立警察和安全部队（这对地方的资源也是巨大的消耗，当局为了攫取资源则会进一步压榨当地农民）。朱镕基政府更加敏锐得认识该问题并要求地方政府解决这些冤情，避免采取传统的打压方法。每年在湖北、湖南、四川、广西、安徽和江西等内陆省份都会发生数百甚至数以千起小规模的农民抗议活动。腐败不会被繁荣所抵消。然而城市中的下岗工人发现示威是确保他们获得微薄的失业补偿的唯一途径。虽然这些抗议彼此并无联系，但是它们代表了一大堆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源于对社会正义需求的信念， 有时候是对“社会主义”年代的怀念，其他情况则是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人类价值的追求。这些抗议行动有时会变得暴力，甚至出现冲突，但通常不会报道。
对北京政府来说，天安门广场的教训至今有效，就像围坐在邓小平周围的“党内元老”，正是这些所谓元老当年允许使用坦克镇压。他们是绝对不能失去掌控大权。北京大屠杀发生后的几年内，政治改革一直停滞不前，邓小平的解决方案是推动经济改革将国家推向一个新的，更加普遍化的阶段，以便能够更广泛地分配经济利益。这显然在某些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城市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少数农民的生活也获得了改善。人们开始感受到改革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试图关闭国有企业时，亚洲金融危机严重震荡。共产党希望保持现状，至少他们担心任何激进的变化都可能导致难以控制的乱象。人们有时为得到好处而不得不接受或给于他人好处，这些人对改革阴暗面也存在着普遍的厌恶。中央政府也在努力铲除腐败及其恶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了许多重大事故，如桥梁倒塌，锅炉爆炸等均因为伪劣承包商通过腐败而获得工程项目。
对共产党最大的正面挑战来自于一小群专著的（有时甚至执着的）个人，他们试图建立中国民主党。他们的行为被视为勇士，但有些人认为他们被人所利用和误导，或者二者皆有。对民主党建党人士的镇压显示了中共政权最邪恶的一面。政治制度的改革不会来自建党人士，而是来自于面对社会不公正和经济困难更为复杂的势力的相互作用。
1989年之后，许多观察家（包括本文作者）都认为，共产党可能会在几年内崩溃。这个预测不仅错误，而且它过分关注中国政治文化的精英。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想象在一系列情况下出现共产党的内耗，权力中心出现真空——人们会再次涌向天安门广场。然而真正的民主舞台并不在天安门广场，甚至不在北京，而是在中国各地的社区。不仅出现在日益自治的知识分子世界，而且在基层社会中复杂社会形态。今年7月政府禁止了半宗教性质组织法轮功（法轮大法），使其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该组织遭到了政府的镇压，其镇压惨烈程度堪比对十年前天安门运动参与者的清算。法轮功吸引了大量党员，据称今年4月25日中南海前的群众示威活动就是由两名党员干部组织。之后的镇压据说由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坐镇，这种说法似乎并不过分。法轮功对共产党组织权力的垄断提出了真正的挑战。未来对共产党政权的挑战很可能来自其他不可预测的社会形态，这些形态正在悄然增长。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当新的政治举措出现时，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将被视为无关紧要。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一直被指责要么不了解民主，要么不想要民主。这不仅是一种傲慢的观点，而且该观点还忽视了如果民主机会成熟，中国人民也可以抓住机会的可能性。1995 年印度尼西亚举行该国四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选举时，数以百万计的印度尼西亚人热情投入组织和参与这次大选。这充分显示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声音能被重视后，所爆发出来的无限潜力。中国距离那一时刻的来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并意味着政治会一直停滞不前。资深记者刘宾雁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流亡，流亡前的几十年里他一直都是体制内最有力的批评者。他在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纵览中国》最后一期杂志上，得出类似的结论（见《索引》1/1997）。北京大屠杀之后，刘宾雁回忆，“在短时期内，中国将发生政治变革，但是我的预测都没有实现。1992年（邓小平重启经济改革后），我发现自己需要面对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刘承认新的经济政策很受欢迎，政策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默契的社会契约。刘没有预见到许多知识分子以及官僚和暴发户将成为“新保守势力”。然而，刘将希望寄托在出现更新的势力上：新激进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怕暴露社会的黑暗面，以及普通人中出现的非政治组织。
刘的结论是所有评论家都应该谦虚接受的。他写道，“在观察中国时，我们必须重分关注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特征。”人们很难相信当今中国的政治结构同统治中国过去五十年的体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未来的十年可能依然保持相同的状态。中国政治体制最终会如何变化完全取决于人民。
John Gittings 是《卫报》和《观察家报》东亚记者，现派驻在香港。他的新书《从推拉门里看中国》精选作者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报道[/vc_column_text][vc_basic_grid post_type=”post” max_items=”4″ element_width=”6″ grid_id=”vc_gid:1564584643893-55fbf713-79af-8″ taxonomies=”29029″][/vc_column][/vc_row][vc_row][vc_column width=”1/3″][vc_custom_heading text=”Subscribe”][vc_column_text]In print, online. In your mailbox, on your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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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Jul 19 | China, Journalism Toolbox (Chinese), Magazine, Volume 18.08 September 1989
[vc_row][vc_column][vc_custom_heading text=”诗人多多经历死亡后接受访问”][/vc_column][/vc_row][vc_row][vc_column][vc_single_image image=”106533″ img_size=”full” add_caption=”yes”][vc_column_text]
天安门大屠杀当日，中国著名当代青年诗人多多就在天安门广场。翌日他飞往英国并接受《查禁目录》杂志的采访。
多多原名粟世征，1951年出生于北京。多多自1972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 最黑暗的时期开始诗歌创作。多多一直独来独往，甚至算得上是个独行侠。年轻时多多曾接受过专业戏曲训练，他也以高度个人主义风格进行绘画创作。1989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大屠杀后离开中国，流亡前多多一直在一家全国性报纸担任记者。
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多多采用现代主义方式创作，他的诗歌作品从未获得官方文学机构的青睐。在更加强硬的新官方路线下，出版这样的诗歌更是难上加难，基本不可能。然而多多的诗作得到了来之不易的赞誉—其他诗人同行的褒奖。今年早些时候，多多的诗集《里程》获得《今天》诗歌奖。
《今天》杂志由诗人芒克和北岛编辑，是1978至1979年间民主运动期间最重要的地下政治文学杂志。与北岛不同，诗人多多在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并未公开发声，他并不能算得上是位政治诗人。然而在中国这样令人生畏、令窒息和压抑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着恐惧与压迫。事实上,这种恐惧和压迫弥存在于任何一个只知道如何嘲笑、恐吓和追捕其公民的社会里—多多的诗歌对此都有描写。
在经历了天安门广场屠杀，诗人多多于六月五日抵达英国。这是一场事先安排好的作品朗诵之旅。几天后，我和他回顾了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并讨论了中国未来的前景我和他回顾了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并讨论了中国未来的前景。我首先向他探讨了作家和记者在天安门大屠杀前的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多多人认为, 在上一次民主运动, 即1978-79年的北京之春, 作家和艺术家是通过文学和艺术创作以实现知识启蒙。在这次民主运动中记者、作家和艺术家的重点不是艺术创作,而是支持和参与民主运动。他们直接参加了街头示威。正是以这样的身份, 多多本人在1989年4月到6月间经常出现在天安门。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已经奠定了知识基础,这次运动不需要写诗, 需要的是上街示威……这次就像一场革命。革命时期,没有艺术，只有宣传。然而, 需要宣传就意味着街头示威高喊口号，但并需要把自己的艺术变成革命宣传工具 。”
然而, 早在这场 “革命” 发生之前, 作家们——无论他们的创作题材是诗歌、小说还是报道——都表达出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学者们也为这一运动的知识辩论做出相当大的贡献。正因如此北京市长最近将当局所谓的 “反革命动乱”归咎于学者群体。
我问多多在6月4日的杀戮之后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多多认为，在军队向公民开枪的那一刻，共产党就丧失了所有代表和统治中国人民的民意基础。
“他们完全开历史倒车，逆革命潮流……自从中共建政以来没有任何建树。他们变得反革命……他们是反革命政府…… ”
如果政府没有向人民开枪，并且与示威者进行谈判，而不是将参与者称为“反革命分子”，那么中国就不会处于目前如此糟糕的处境，即“中国共产主义制度最反动的表现”。多多看来，真正的反叛发生在军队开枪之后。
那么多多的希望和恐惧到底是什么？多多说：“我什么都不害怕。”但他对中国国内的民众的命运感到担忧，并希望在世纪之交，中国能够在没有流血和太多困难的情况下走上经济发达和民主进步的道路。
在这次民主运动前，多多同政治几乎毫无关系，只是因为他创作体现个人主义和现代主义诗歌的行为冒犯了国家和共产党中的强硬派。
“我不是政治诗人。在我的诗歌中，我描述了大自然、狗、人类的朋友、人、感情，思想和许多不同的东西。”他认为艺术应该是有建设性和积极的，而不仅仅是批判性的。作为一名公民、一名记者、民主运动的一分子多多目睹并参与了今年的政治抗议活动。
他认为当今中国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它植根于中国的过去。个人的概念从未被中国社会所尊重：“中国人民被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如果我们不脱离群众的观念，成为个体，自由的个体，那么中国就没有前途，更没有希望。对此我深信不疑。”
但他认为中国人有意志来打破这种枷锁吗？多多觉得在北京被军队包围后，人民没有选择逃跑的那一刻就经历了转变，他们非但没有逃跑而且选择坚持不懈地对抗军队。
至于知识分子在为变革做准备方面的作用，多多认为必须先解决个人自由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将自己的创造力和知识利益纳入了群众利益之中。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以民族救赎为中心，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才能和精力投入其中。结果，他们牺牲了个人自由。 多多认为：“这将不复存在。尊重个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从长远来看，只有民主才能造福人民。”
利大英文学学者和中国事务作家。多多诗集《从死亡中寻找》，由利大英和约翰·凯利翻译，利大英作序，于1989年8月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
被捕人士名单
估计有4,000人被捕。截至7月19日，大赦国际在其紧急行动公报中收集了大约185人名单。这些人包括：
钱李仁，《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社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谭文瑞，《人民日报》编辑
穆青，新华社社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鲍彤，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
高山，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陈一谘，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
王军涛，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周报》副主编
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
王若望，作家
张伟国，《世界经济导报》记者
许小伟（音），《世界经济导报》记者（软禁）
于浩成，首钢中国法律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王培公，剧作家
李洪林，改革理论专家
王前津（音），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
李湘鲁，经济学家
刘伟国，诗人记者
白东平，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
杨鸿（音），《中国青年报》记者
吴海正（音），云南教育学院讲师
张君（音），云南学自联记者
曹思源，赵紫阳智囊北京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刘晓波，北京师范大学讲师
任畹町,中国人权同盟创始人
李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六月四日凌晨播出谴责屠杀新闻稿的英文播音员
陈明远，北京语言学院教授
王丹、熊伟、马少方、杨涛，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
刘焕文，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员
许炳立（音），工人为天安门广场学生提供信息
郭海峰，学自联领导
杨福剑（音），北京工人自治工会领导
翁正明（音），上海青年民主党领导
王维林，阻挡坦克前进的北京工人
熊焱，天安门广场学生领袖
以下人士现已遭通缉：
方励之，天体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与其妻子李淑贤女士，在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严家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长，现在法国寻求庇护。
吾尔开西，学运四领袖之一，现在法国寻求庇护。
柴玲，学运四领袖之一，与其夫封从德在澳大利亚或在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寻求庇护。
于浩成，法律专家，前大众出版社社长
吴天明，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现暂居纽约
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
万润南，中国最大私营企业四通公司总裁，据报道已离开中国
杨维（音），分子生物学家、中国民主联盟领导（前大赦国际良心犯）
周永平(音)，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王志林（音）、杜秋生（音）、李静（音）、翁成忠（音）：四川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伟国，《世界经济导报》编辑
陈明远，诗人、数学家、北京语言学院教授
高渝，中新社女记者
吴海珍(音)，云南教育学院外语系讲师[/vc_column_text][vc_basic_grid post_type=”post” max_items=”4″ element_width=”6″ grid_id=”vc_gid:1562080722145-dfd18b01-1482-9″ taxonomies=”29029″][/vc_column][/vc_row][vc_row][vc_column width=”1/3″][vc_custom_heading text=”Subscribe”][vc_column_text]In print, online. In your mailbox, on your 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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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ay 19 | Event Reports, News and features
[vc_row][vc_column][vc_single_image image=”106836″ img_size=”full” add_caption=”yes”][vc_column_text]“The truth is so dangerous,” Tania Branigan said.
Branigan, foreign leader writer for the Guardian and its former China correspondent, was speaking about the endemic self-censorship prevalent in China, where even parent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won’t tell their own children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The silence, the lack of a reckoning around the events of 1989 has become even more absolute with the repackaging of communist party rule, added Jeff Wasserstrom, a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who specialises in China.
The student-led protests bloomed after the death of pro-reform communist leader Hu Yaobang in April 1989. The officially-sanctioned mourning period provided an opening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anxieties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country, Wasserstrom said. Officials reacted with a mixture of conciliatory and hardline tactics that revealed a split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Ultimately, the hardliners won out, with the country’s paramount leader at the time, Deng Xiaoping, and his allies resolving to use force to suppress the movement. Up to 300,000 troops mobilised under a martial law order implemented on 20 May.
On 4 June, the troops were ordered into central Beijing, killing both demonstrators and bystanders in the process. Estimates of the death toll vary from several hundred to thousands.[/vc_column_text][vc_single_image image=”106837″ img_size=”full” add_caption=”yes”][vc_column_text]“We all cried when the first news came in,” said Chinese author Xinran, who was working at a radio station at the time. In the months after the massacre, she said, there were secret police everywhere and the threat that even the smallest comment about the suppression would be investigated.
Today, Branigan said, under the country’s president, Xi Jingping, the past has become even more sensitive. “Eye-watering amounts are spent not on addressing grievances, although the party does do that to some extent, but simply on policing the expression of them.”
She outlined how she though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nforced self-censorship on its own citizens and the wider world. First China has force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hire and pay for huge numbers of staffers. Secondly automatic monitoring mechanisms like its new system of social credit enforces silence for fear that people will not be able to fully participate economically because of something they or their family have said on social media. Thirdly, China is also exporting its censorship by threatening to cut off large corporations, Hollywood studios and academic journals from its vast markets.
Wasserstrom agreed, saying that, there had been a “tipping point” at which it became dangerous to even mark the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massacre in private, which hadn’t been the case before.
“Around the world in 1989, people wanted more choices in their life,” Wasserstrom said. In China, young people wanted to listen to the music that their peers in other countries were listening to; people in eastern Europe wanted to be able to buy things in stores that they knew people in western Europe could. But what’s happened since then, he added, is that people have gained material choices but not political ones.
“Control is hard. It’s expensive. It takes a lot of work. Liberty isn’t the only thing that requires eternal vigilance it turns out,” Branigan said.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Summer Dosch.[/vc_column_text][vc_single_image image=”106838″ img_size=”full” add_caption=”yes”][vc_column_text]Thank you to King’s College London for hosting the Index on Censorship magazine panel.
[/vc_column_text][/vc_column][/vc_row]
01 May 19 | China, Journalism Toolbox (Chinese), Magazine, News and features, Volume 18.08 September 1989
[vc_row][vc_column][vc_custom_heading text=”我们绝食！我们抗议！我们呼吁！我们忏悔！”][/vc_column][/vc_row][vc_row][vc_column][vc_single_image image=”106533″ img_size=”full” add_caption=”yes”][vc_column_text]
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在李鹏政府非理性的军事暴力高压之下，中国知识界必须结束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只动口而不动手的软骨症，以行动抗议军管：以行动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的诞生；以行动忏悔由于我们长期的软弱所犯下的过失。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对于中华民族的落伍，我们人人都负有一份责任。
绝食的目的
此次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主运动，一直採取合法的、非暴力的、理性的和平方式来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但是，李鹏政府居然以几十万军队来压制手无寸铁的大学生和各界民众。为此，我们绝食，不再是为了请愿，而是为了抗议戒严和军管！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繫的不民主的秩序！这种对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各界民众实行戒严和军管的极端荒谬悖理的蠢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使共产党、政府和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毁于一旦!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及至近代，敌人意识成为中国人的遗传；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更把传统的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以暴易暴推向了极端。
此次军管也是「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的体现。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开始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
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宽容、相互妥协基础上的协商、讨论和表决。
李鹏作为总理犯有重大失误，应该按照民主程序引咎辞职。但是，李鹏不是我们的敌人，即使他下台，仍然具有一个公民应享有的权利，甚至可以拥有坚持错误主张的权利。我们呼吁，从政府到每一位普通公民，放弃旧的政治文化，开始新政治文化。我们要求政府立即结束军管，并呼吁学生和政府双方重新以和平谈判、协商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双方的对立。
此次学生运动，获得了空前的全社会各阶层的同情、理解和支持，军管的实施，已把这次学生运动转变为全民的民主运动。但无法否认的是，有很多人对学生的支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心和对政府的不满，而缺乏一种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意识。为此，我们呼吁，全社会应该逐步地放弃旁观者和单纯的同情态度，建立公民意识。公民意识首先是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每个公民都应该有自信：自己的政治权利与总理是平等的。
其次，公民意识不只是正义感和同情心，更是理性化的参与意识，也就是政治责任感。每个人不只是同情与支持，而且要直接参与民主建设。最后，公民意识是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自觉性。社会政治合理合法，有每个人的功劳：而社会政治不合理不合法。也有每个人的责任。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和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每个公民的天职。中国人必须明确：在民主化的政治中，每个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学生、教授、工人、干部、军人等。
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是在打倒一个旧皇帝而树立一个新皇帝的恶性循环中度过的。历史证明：某位失去民心的领导人的下台和某位深得民心的领导人的上台并不能解决中国政治的实质性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救世主而是完善的民主制度。
为此，我的呼吁：第一，全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起合法的民间自治组织，逐渐形成民间的政治力量对政府决策的制衡。因为民主的精髓是制衡。我们宁要十个相互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第二，通过罢免犯有严重失误的领导人，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罢免制度。谁上台和谁下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上台和怎样下台。非民主程序的任免只能导致独裁。
在此次运动中，政府和学生都有失误。政府的失误主要是在旧的「阶级斗争」式政治思维的支配下，站在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对立面，致使冲突不断加剧；
学生的失误主要是自身组织的建设太不完善，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民主的因素。因此，我们呼吁，政府和学生双方都要进行冷静的自我反省。我们认为，就整体而言，此次运动中的错误主要在政府方面。游行、绝食等行动是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民主方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根本就不是动乱。
而政府方面无视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以一种专制政治的思维把此次运动定名为动乱，从而又引出了一连串的错误决策，致使运动一次次升级，对抗愈演愈烈。因而，真正制造动乱的是政府的错误决策，其严重程度不下于“文革”。只是由于学生和市民的克制，社会各界包括党、政、军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鉴于此，政府必须承认和反省这些错误，我们认为现在改正还不算太晚。
政府应当从这次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当中汲取沉痛的教训，学会习惯于倾听人民的声音，习惯于人民用宪法赋予的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学会民主地治理国家。全民的民主运动正在教会政府怎样地以民主和法制来治理社会。学生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在内部组织的溷乱、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诸如，目标是民主的而手段、过程是非民主的；理论是民主的而处理具体问题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权力相互抵销，造成决策的零乱状态；财务上的溷乱，物质上的浪费；情感有馀而理性不足；特权意识有馀而平等意识不足；等等。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大都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口号化的水平上。只讲思想启蒙，不讲实际操作；只讲目标，而不讲手段、过程、程序。我们认为：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是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化。为此，我们呼吁，中国人应该放弃传统的单纯意识形态化、口号化、目标化的空洞民主，而开始操作的过程、手段和程序的民主建设，把以思想启蒙为中心的民主运动转化为实际操作的民主运动，从每一件具体的事情做起。我们呼吁：学生方面要以整顿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为中心进行自我反省。
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还表现在所谓的「一小撮」的提法上。通过绝食，我们要告诉国内外舆论界，所谓的「一小撮」是这样一类人：他们不是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有政治责任感的公民主动地参与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民主运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他们想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让政府从政治文化、人格修养、道义力量等方面知所愧悔，公开承认并改正错误，并使学生的自治组织按照民主和法制程序日益完善。
必须承认，民主地治理国家，对每个中国公民来说都是陌生的，全体中国公民都必须从头学起。包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两方面的失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知错必认、知错必改，从错误中学习，把错误转化为积极的财富，在不断地改正错误中逐步地学会民主地治理我们的国家。
二、我们的基本口号
1．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2．我们都需要反省！中国的落伍人人有责！
3．我们首先是公民！
4．我们不是寻找死亡！我们寻找真的生命！
三、绝食的地点、时间、规则
- 地点：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下
- 时间：72小时，6月2日16时—6月5日16时。
- 规则：只喝白开水，不得进食、不得饮用含营养物质（糖、淀粉、脂肪、蛋白质）的饮料。
刘晓波 周舵 侯德健 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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